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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历史详解

广受好评的一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周全面上市。该书全面描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术群体从魏玛时期建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该所成员流亡美国以及战后返回德国,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呈现了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作者罗尔夫·魏格豪斯1944年生于德国的伍珀塔尔,在西奥多·W·阿多诺等人指导下学习哲学、社会学和德国文学,并于1974年在于尔根·哈贝马斯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一直担任自由撰稿人并兼任多所大学讲师。他通过评论性传记对学派的主要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刻画,由此展现出一幅法兰克福学派迁延发展的画卷。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刘婷

解决生态难题法兰克福学派怎么看

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对生态危机本质的揭示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其对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树立辩证的科技观和消费观。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对生态危机本质的揭示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其对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树立辩证的科技观和消费观。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生态 科技异化 消费异化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当作一个理论主题进行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推崇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增强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为人类解放创造了日益增长的潜力,但却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

弗洛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私有财产、利润和权力为生存支柱的社会,占有和谋利是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重“占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它使客体和主体都成为物。两者之间是一种僵死的关系,而不是有生命力的关系。”重“占有”的生存方式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恶化。

马尔库塞指出,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性使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高生产、高消费的特征。资产阶级应用科学技术大肆开发和利用自然,迫使自然商品化,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决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然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要求人们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利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无法消除。

科技异化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中的科技异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启蒙是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的运动。然而,破除迷信的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不断加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由此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

马尔库塞指出,在科学技术的控制之下,自然是资本主义加强对人和物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自然被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主宰和统治,其直接结果就是生态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

消费异化加速了生态危机的产生。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丰富的有吸引力的商品。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和广告将各种虚假的需求强加于人,人们在媒体和广告的左右下,进行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膨胀,这就加速了生态危机的产生。

第一,进行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总体革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建立在人对人的控制之上。因此,自然解放的前提条件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和自然,需要进行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和生态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其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是核心。

马尔库塞指出,要克服生态危机,需要进行人的本能结构和自然观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异化,实现人的本质,使人类人道地占有自然。弗洛姆把人的性格结构分为“非创发性”和“创发性”两大类。要克服生态危机,必须将人的“非创发性”性格结构改造为“创发性”性格结构,从重“占有”转变为重“存在”。

第二,改变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马尔库塞主张人们应该改变科技发展方向,以新理性取代单一的科技理性。新理性是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一种包含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历史理性,是理性与感性、与幸福的统一。他要求把科学技术运用于自然界时,应努力解放自然界美的特质。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民主对话机制。在对话中,人们要遵循真实、真诚、正当三大原则。

第三,培养人道主义的需要观和消费观。弗洛姆指出,必须反对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倡导重“存在”的价值取向,建立符合人性的消费方式,这样才能避免消费异化,克服生态危机。马尔库塞认为,要建立健全社会,应当用“真实的需要”取代“虚假的需要”,改变人们的需要观和消费观。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北美学者莱斯的《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阿格尔的《论幸福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形成。

莱斯和阿格尔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相联系的思想。莱斯认为,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必须实行稳态经济,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阿格尔提出以“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在莱斯和阿格尔之后,高兹、佩珀、格仑德曼、福斯特、奥康纳等人吸收了莱斯和阿格尔的思想,将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深化到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对生态危机本质的揭示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一种以利润和交换价值为目标的制度,它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放弃无限止增长的目标,实现人和社会的解放。上述思想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启示。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异化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树立辩证的科技观和生态观。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一方面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展开了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不能完全否定科技,科技在计划和开发自然资源等方面,依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主张人们应该批判片面的科技理性,树立新理性观念。这一思想对我们思索当代中国的科技和生态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虽然当代中国也某种程度上存在科技异化和生态破坏的现象,但早日实现现代化仍是我们目前的第一要务。放弃对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的追求,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新理性概念启示我们,当代中国既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以美的法则塑造自然,要引导人民将关注重心从金钱和物质转移到对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思考和追求,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

哈贝马斯是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提出将科技发展与民主政治、公众舆论相结合,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具有较大的启示性,在发展科技和保护生态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重视群众的参与和信息的透明化是我们应该思索和实现的问题。

第四,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树立健康的需要观和消费观。在当今中国,虚假性需要和消费异化是我们要警惕的现象。如果放任消费主义、攀比之风和奢侈浪费恣意发展,不仅会导致道德滑坡,而且会造成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思想启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消费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督、管理和引导,自觉虚假性需要和异化消费观念的渗透和泛滥。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源头上有效地防范消费异化和生态问题的产生。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科研项目“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研究”(编号:16ZD067)的阶段性成果】

①[美]埃里希弗洛姆著,李穆等译:《占有还是存在》,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

②[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出版社,1977年。

第五届全国“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综述

4月16日,第五届全国“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论坛主题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廖晓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王凤才分别为论坛致开幕辞,开幕式由《学习与探索》杂志社主编张磊主持。

崔延强指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深入剖析和研究将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此次论坛的召开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拓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廖晓衡认为,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和应用,一方面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和学术角度,另一方面也对当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王凤才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强调,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决不仅仅是孤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探索不能仅仅站在某一方的孤立立场之上,而应当立足于世界视野,以“绿色和发展”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开展“内外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这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内涵的拓展和深化,还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有助于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发展,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以及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基础上,与会专家学者以“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和“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为基本切入点,紧扣论坛主题交流新见,激荡思想。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与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加之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影响,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保持了一定传统的基础之上,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与会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生态文明的目标追求与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影响促使了对以人的生命为中介的生命政治哲学的重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指出,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之下,生命政治问题必须将极端的情况纳入考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社会之中,应该以生命为中介,以人类生态文明的建设为目标,具体开展对社会治理问题的探索。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晓升指出,人在生命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个生存困境,即人为了自我持存而必定会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而这种对立却又是人的自我持存所必需的。他认为这是人的生存过程中的悲剧现象,虽然往往会被人们合理化,但实则需要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知和思考,才能够达到二者的和解,以更好地实现人生命的意义。

厦门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郭伟峰认为,要保持对西方传统的生命政治逻辑的批判,并在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避免这种传统生命政治逻辑的影响,以人类生态文明为新的立足点,开创全新的治理范式和现代化的道路。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吴华眉则从温迪·布朗的生命政治哲学批判理论出发,探讨了经济化法律决定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晨晖学者、讲师王馨曼则辩证地探讨了阿甘本提出的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范畴,认为他打开了作为无目的手段的姿势和将生物性身体从传统生命政治装置的束缚中逃逸而出的通道。

当代资本主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发生了系列的改变,新自由主义也一度在西方盛行,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缺陷并未根本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暴露,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激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成为必然。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惠芳认为,在社会化生产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只有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从未公正地享有社会财富,而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能够恢复无产阶级平等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还为人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奠定了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谢静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入手,指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范式转变丰富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蓬勃生命力。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爱民则认为当前批判理论的发展处于三代影响叠加和融合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具体理论范式,这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魏小萍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对哈里斯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论,认为这种理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借助跨国公司在全球流通而形成的产物,但是它并没有失去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必须予以批判的。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传光提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看似平等实则不正义的内在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喜则认为阐释《资本论》需要解开“术语之谜”,其边界是由理论总问题的革命决定的。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李哲罕从全球新冠肺炎疫苗的分配情况入手,以马克思批判的观点去批判资本主义全球正义问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庆丰认为剩余价值和安全机制二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逻辑。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增明指出贫困和资本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和来批判。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罗克全认为只有在人的价值平等的前提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自由发展的前提才能实现。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陈士聪则强调,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存在一种重视个人自由的趋势,这是否值得倡导需要我们的批判反思。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戴雪红则梳理了当代美国左翼女性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指出要避免与新自由主义合谋,女性主义者要超越二元对立的争论,实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多元交叉。

此外,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就“数字资本主义”问题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真正的数字劳动者没有雇佣关系,而为赢者通吃的方式所取代。

欧陆、英美、非洲与拉美以及亚洲等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当前世界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早期到后现代的转变以及其中的重要分支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的继续发展都对21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会学者们也对这些问题开展了分析和探讨:一方面,针对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焦佩深入剖析了韩国左翼政党在绿色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可能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韩国左翼的研究在国内还鲜见少有,这个问题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可研究性。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青对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泰德•本顿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将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结合具有可能性,但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仅仅依靠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非彻底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方珏认为英国第一代新代表E.P.汤普森和第二代新代表佩里•安德森之间引发的关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进程中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具体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论争,已经且在整个国际学界获得关注。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乔瑞金通过对近20年英国新人道主义思想的梳理,强调人道主义是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对现实的人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人的发展的思考是值得关注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颜岩主要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家族相似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等方面展开了论述。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杜红艳则围绕人和生产的关系问题,重新讨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语境中重新探讨人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鲁克俭认为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逻辑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的传统和历史相结合。

复旦大学的吴敏则指出本哈比试图在系统重构批判理论历史的过程中追寻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维度来看,这种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还缺乏清晰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周清云认为罗萨从社会加速的角度重新理解了异化现象并提出共鸣概念,回答了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翠指出了哈维与罗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扩张和时间加速问题。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萌萌认为科威尔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自然的统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作纯就拉吕埃勒的理论,指出其理论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非哲学思维的神秘性,另一方面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

另一方面,针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雨辰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理论所包含的三个维度,并指出这一理论对我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蒋颖围绕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和弗斯特对承认问题的争论,指出其根源在于伦理和道德的三个方面的区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夏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开辟的新哲学保持着高度的认同,因而批判知识论阐释路向,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丽则认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重要成果体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的新发展,应该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

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长伟主要关注霍耐特的自由思想以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启示。北京大学哲学系滕藤探索了胡塞尔和卢卡奇的思想资源,把二者对科学危机的认识上升到当前人的生存危机的高度。四川大学哲学系刘利霞则直面哈贝马斯,有理有据地找到了启蒙辩证法中规范性和解放性的维度。此外,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江尧和任艳华分别围绕拉克劳的话语认同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做了批判性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视角也是与会学者们讨论到的话题之一,现象学不仅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视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剖析社会具体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春敏认为马克思与空间现象学的对话呈现出本质性的困境,体现在关于空间意识的发生学场域的不同理解和关于空间批判的实践归宿的差异。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田冠浩则围绕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现象学本身出发,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价值。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们还有对美学的关注,如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欣提出的“共鸣美学”以及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琳琼借由朗西埃的美学平等思想试图实现的审美政治哲学转向。对话语哲学的关注,如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傅其林在对语言的“以言行事”“以言表意”“以言取效”的三大行为论述中回答了语言是什么,需要与现实的关系等一系列话语哲学问题。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关注,如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丽娟指出,21世纪需要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思想进行共享,才能获得哲学整体上的进步与发展。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不仅包含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更不能忘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与会专家学者们以“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另一个切入点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成果,即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意义的阐释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美卿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力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韩志伟认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现了对于生命的有机性和创造性的理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廖和平立足于现实去思考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及其世界效应,指出了中国道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关注的问题。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红明则围绕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加速知识和产业的更新、加速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加速文化和上层建筑的重塑。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秋丽以“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滋养、理路与旨归”为主题,强调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而提炼的思想精华。

需要指出的是,为方便对与会专家学者观点的梳理和综述,笔者有意进行了国内外研究的分类,但这两个切入点并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有机结合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研究都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关照,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剖析也不自觉地借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具。因此,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世界视野,在总体性原则的指引和对现实问题的观照下,实现了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切实推进,对促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坛由“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筹备组、《学习与探索》杂志社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承办。